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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磨盘州人

磨尽一江春水,磨不出柴米油盐;磨走春夏秋冬,磨不到东来紫气.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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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边不亮,西边寻光, 苍天关门,自我开窗。 不是职业写手,先后出版过三本历史评论、一本散文、一本长篇小说,约计200万字。新的长篇小说《银圈子》在作家社出版待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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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]乐天豪放的苏轼(二)  

2012-07-06 23:30:14|  分类: 历史系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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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苏轼兄弟成长的岁月中,父亲屡试不第,虽然一点功名也没有,但是苏洵以自己的勤奋,写出了很多策论文章,在朋友和熟人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。当然苏洵最自豪的还是他的两个儿子,这两个儿子从小就天赋异禀,博览群书、学贯古今,他深信自己平生未能实现的理想一定能在儿子们的身上实现。在两个儿子成人之后,他决定进京赶考,与以往赶考不同的是,这次他是给两个儿子当“向导”,希望两个儿子能一举成名,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才华是非常有信心的,为了防止儿子中举以后被人“挖墙脚”,在离家之前,他让两个儿子在老家完婚,随后他带着儿子上路了,苏轼娶了当地王姓女子,名字叫王弗,苏辙娶了当地的一个史姓女子。

苏洵临行之前拜访了在益州知州张方平,张方平特别欣赏苏洵的才学,原本想留苏洵在成都书院教学,但是苏洵谢绝了,因为他有更远大的理想,张方平给大文豪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(其实张方平跟欧阳修的关系很一般),同时,苏洵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给欧阳修和梅尧臣写了一封推荐信,说苏洵有“王佐之才”,希望能给苏洵在京城谋一个适合苏洵在京城发展的位置。

嘉佑元年(1056年)五月,苏洵父子三人到达了京城开封,在当年的秋闱大考中,苏轼和苏辙双双中举。其间,苏洵拿着推荐信拜会了欧阳修,欧阳修也将苏洵推荐给了韩琦朝廷中的一个高官显贵,可惜的是,冷淡孤傲的苏洵没有给这些高官们留下太多的好印象。

嘉佑二年(1057年)春季,苏轼兄弟参加了礼部组织的春闱大考,兄弟又双双高中,当时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,他看到一份试卷的策略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写得特别好,他拿着这篇文章与其他官员看看,大家的意见一致,都对这篇文章拍案叫绝。正当欧阳修准备给这份卷子批第一名的时候,欧阳修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,因为他的学生曾巩(唐宋八大家之一)也参加了今科的考试,欧阳修认为这样精美的文章只有他的学生曾巩能写得出来,为了避免将来受到别人攻击欧阳修当主考官时“舞弊”,即主考官将自己的学生定为第一名,欧阳修将这份试卷批了一个第二,等到发榜的时候,欧阳修才知道,这个被他改成第二的人,就是从四川拿着推荐信来找他的苏洵的儿子苏轼。随后的殿试,苏轼兄弟又顺利通过。欧阳修十分敬佩苏轼的才学之高,他回家之后跟家里人说,他应该退位去读书,好给年轻人腾地方,因为30年后只有人知道苏轼,没有人再知道欧阳修了。要知道,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,后来的实践证明欧阳修的预言是对的。中进士当年,苏轼才22岁(虚岁),他的弟弟苏辙只有19岁,苏轼被授予福昌县主簿,苏辙被授予渑池县主簿。

正在苏轼兄弟为金榜题名而欣喜的时候,家乡传来了噩耗,他们的母亲程氏夫人去世,按照古代的规矩,父母去世,儿子必须回家守孝27个月,于是,苏洵带着两个进士儿子回归故里。在安葬完母亲之后,苏轼两兄弟在家乡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——看书、游玩和交流,这段时光是兄弟俩一生中思想上是最自由的,没有考试的压力,也没有公务的烦恼。其间,苏洵也接到过朝廷2次下达的参加候补官员考试的通知,估计苏洵对自己的应试能力实在没有信心,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。

嘉佑五年(1060年),苏洵带领全家人再次赶赴京城,八月初八日,朝廷任命苏洵为试校书郎,这都是因为欧阳修极力推荐的结果。一年后的嘉佑六年(1061年)八月,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准备参加“制科”的考试,这是朝廷选拔官员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,苏轼考到第三等,第三等是制科考试的第一等,因为制科的一等和二等是虚设的,宋建国百年来,苏轼获得的是最高等次(先前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了三等次级),因此苏轼被称为百年第一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苏辙考了第四等次级,授商州军事推官官职,两兄弟这辈子第一次分别,苏轼奔赴凤翔任上。

1、初生牛犊。

人一辈子都会犯错误,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成长过程中一帆风顺的人。苏轼22岁中举,25岁在“制举”考试中拿了一个“百年第一”,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对他的文才赞不绝口,苏轼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

殊不知,做工作不等于做学问,做学问需要悟性,做工作需要的是经验。而年轻人是不懂这些的,在职场上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“当领导的自然有当领导的理由”,不管领导的职位高低,官大一级压死人。这也就是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单位工作,他们取得的成绩反而不如那些普通学校出来的学生做出的成绩,因为他们的眼力远远地高于他们的动手能力。

苏轼初到凤翔府无疑将自己当成了高材生,他担任的职务有点象凤翔府的政府秘书的角色,他的顶头上司是陈公弼知府,陈知府是苏轼的老乡,进士出身但是成名于带兵平叛,脾气比较暴躁,生性耿直,下属们都比较畏惧他。他让苏轼感觉“很受伤”,因为苏轼草拟的公文,陈知府都要做大量的修改,这很伤苏轼的自尊心,试想一下,苏轼的文才连欧阳修都叹服,一个善于带兵的知府竟然对苏轼写出来的东西指手画脚,这不是明显在找苏轼的茬吗?于是,苏轼对这个知府真的是满腔怒火,苏轼原本就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,因此,他对陈知府的不满经常挂在脸上。其实,陈知府知道苏轼是一个成大事的人,他非常希望苏轼能得到很好的历练,可惜的是,苏轼没有体会到陈知府的良苦用心,他与陈知府的关系弄得非常僵,以至于陈知府不得不用公文向朝廷说明苏轼抗命的情形。这样的经历很多初入职场的人都见过,年轻气盛的新人,一看上司的学历、履历,心中便萌生了莫名的自豪感,殊不知,职场上的人,业绩不是算术题,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和学历高,就自然业绩好,只有在碰了几颗钉子以后,才知道山有多高,还有多深。

好在陈知府不是坏人,尽管苏轼的所作所为让他忍无可忍,但是他还是不想与苏轼将关系弄得太僵。陈知府终于找到了一次与苏轼和解的机会。陈知府在自己的公馆里建了一座“凌虚台”,他以苏轼文采好为由,让苏轼为凌虚台写一篇文章,苏轼还真的为此写了一首《凌虚台记》,看了这篇文章,估计陈知府鼻子都气歪了,因为苏轼根本不是在歌颂凌虚台,而是借凌虚台讥讽陈知府,核心的内容是:几百年后,凌虚台的砖瓦估计都成了齑粉,何况人呢?这样的文章就算是傻子都知道是骂人的,陈知府还真的是个人物,他看到苏轼的文章,一反常态地告知手下人,将苏轼的《凌虚台记》一字不改刻石留存。

初生牛犊、少不更事,苏轼估计为这件事后悔了很长时间,三年后,苏轼任满离开凤翔,他与陈知府成为了朋友。陈知府去世后,应陈知府儿子的请求,苏轼为陈知府写了《墓志铭》。在苏轼的一生中,多少达官贵人求他写墓志铭,苏轼都拒绝了,苏轼一辈子只写过七篇墓志铭,当朝只给两个官员写过墓志铭,一个是司马光,另一个就是这个陈知府,他给陈知府写的墓志铭比给司马光写的还要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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